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推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推動我國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值此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本刊編輯部特邀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專家學者，從改革開放探索歷程、輝煌成就、基本經驗等角度，全面系統深刻地闡述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意義與時代意義，引導廣大黨員干部進一步堅定“四個自信”、增強“四個意識”，從而激勵他們更好地投身於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事業中！

改革開放的啟動與“摸著石頭過河”

歷史性轉折的實現與改革開放步伐的邁出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具有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揭開了序幕。

中國的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農村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改變“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安徽和四川是農村改革的先行省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前，兩省就已經探索實行了包干到組和包產到戶的做法，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創造出的“包干到戶”是其中的典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保障農民的生產自主權，發揮他們的主動性，這鼓舞了廣大農民創造新經驗、進行農村體制改革的熱情。全國各地紛紛出現以“包工到組”和“包產到組”為主要形式的責任制，《人民日報》對此陸續報道並加以充分肯定。1980年5月，鄧小平同志發表談話，支持農村改革實踐，推動農村改革向前發展。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1982年元旦，中央一號文件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明確當時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以此為標志，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式確立，並在全國迅速推開。農村改革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對於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加快農業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進程，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隨著農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隨之展開。改革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四川省最先進行試點，1979年5月，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選擇首都鋼鐵公司等8個企業進行擴權試點，到1980年6月，試點企業發展到6600個。1981年5月，國家經委等十部門聯合印發《貫徹落實國務院有關擴權文件，鞏固提高擴權工作的具體實施暫行辦法》，從12個方面進一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通過試點，初步改變了企業隻按國家指令計劃生產的狀況，改善了企業經營，推動企業生產迅速發展。與此同時，經濟責任制改革也開始啟動，首先在山東省的企業中試行，主要是圍繞國家與企業之間、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責權利關系，貫徹聯產承包、按勞分配的原則。到1983年，絕大部分國有工商業企業都實行了承包責任制。流通領域也進行了“一少三多”的改革，主要是減少工業品計劃管理的品種，發展多種形式，採用多種購銷方式，開辟多條流通渠道，建立城鄉互助開放的流通體制。這一改革初步搞活了流通體制，群眾的衣食住行狀況有了顯著改善。金融領域也開始改革，專業銀行逐步建立。從1981年起，國務院先后批准沙市、常州、重慶進行城市綜合改革試點，為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積累了經驗。

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也邁出歷史性步伐。當時，中國對外開放主要從引進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擴大對外貿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發展對外旅游等方面起步，尤其是在吸收引進外來資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對外開放方針指引下，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陸續涌現。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給外商來華投資辦企業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到1982年底，我國已有中外合資企業83家，中外合作經營企業近800家。經濟特區的創辦是對外開放最重要的成果。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廣東、福建兩省靠近港澳、僑胞眾多、資源豐富，便於吸引外資等有利條件，決定對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予更多的自主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同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在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廈門市設置經濟特區。1981年5月，國務院召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檢查、總結試辦經濟特區情況和經驗，進一步明確了創辦經濟特區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政策措施。在中央決策推動下，經濟特區的建設呈現良好發展勢頭，迅速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

改革全面展開與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改革熱情，堅定了全黨對於改革的信心，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必須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在這種形勢下，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根據十二大確定的任務，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適時把改革開放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

農村改革繼續穩步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完善。1982年至1984年，中央連續發出三個“一號文件”，不斷推出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措施。到1987年，全國有1.8億農戶實行了這種責任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98%。同時，這一責任制的普遍推行，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公社體制。在試點的基礎上，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作出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設立鄉政府作為基層政權，普遍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群眾性自治組織等規定。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國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設。到1985年春，撤社建鄉（鎮）工作完成。

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村商品經濟得以發展。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一大批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從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使農村中集體的、個體的及私營的企業迅速成長起來。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數達到8805萬人，產值達到4764億元，第一次超過農業總產值。198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規定取消農副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對糧食、棉花等少數重要產品實行尊重農民自主權的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合同收購以外的產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協議價格賣給國家，其余多數產品逐步放開，自由交易﹔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指令性生產計劃﹔農業稅由過去向農民征收實物為主改為折征代金為主。這就改變了我國農村實行30多年的統購派購制度，把農村經濟逐步納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軌道。

改革開放政策全面實施后，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已轉向城市。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把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作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為搞活國有企業，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使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廣泛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到1987年，全國已有80%的國營企業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同時在一些小型國營企業中推行的租賃經營責任制，也取得了較好效果。有些企業還嘗試採取股份制，使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進一步分離，增加企業發展活力。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開始大量涌現並蓬勃發展。鄧小平同志對“傻子瓜子”的相關講話及一系列相關政策的出台，打消了人們對發展個體經濟及多種經濟成分的顧慮，促進了多種經濟成分的迅速發展，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注入了活力。

這一時期，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也提上日程。計劃體制方面，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范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范圍，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和方式得到調整和改進。投資體制方面，國家陸續下放了一部分投資審批權，並推行投入產出包干制，地方和企業的透支權限不斷擴大。財稅體制方面，國務院決定從1985年起，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促進了地方的增收節支，也保証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金融體制方面，明確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初步改變高度集中的信貸管理體制，開放企業債券和國庫券交易市場，逐步建立起資金市場。

在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對外開放也逐漸形成由沿海到內地的多層次對外開放格局。1983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決定對海南島也實行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1984年1月至2月，鄧小平同志先后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和廣州、上海，對經濟特區作出肯定的評價，並提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進步。”在鄧小平同志講話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84年3月至4月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著重研究開放沿海部分港口城市的問題。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正式確定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即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1985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批准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

至此，我國的對外開放初步形成了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海經濟開放區的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新格局。這一格局的形成，加快了我國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步伐，增強了我國商品出口能力和出口創匯能力，對外開放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與經濟秩序整頓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進一步確定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加快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同時，黨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確立了“三步走”發展戰略，從而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繼續推進奠定了理論基礎。

按照黨的十三大的部署，經濟體制改革向企業經營體制改革的方向深化。1988年2月，國務院批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制定的1988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提出了深化企業經營機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任務。同月，國務院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暫行條例》，開始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以承包經營合同形式，確定國家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同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對“兩權分離”的改革原則作了更為明確的規定，將企業的責權利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為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這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得到確認。

隨著改革的推進，對外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大。1988年3月，國務院發出《關於擴大沿海經濟開放區范圍的通知》，決定適當擴大沿海經濟開放區，新劃入沿海經濟開放區的有140個市、縣，包括杭州、南京、沈陽3個省會城市。1988年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設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定。5月4日，國務院出台《關於鼓勵投資開發海南島的規定》，給予海南經濟特區更加靈活的經濟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權。海南設省及把海南島設立為經濟特區，體現了中央加快改革開放的魄力和決心。

1988年，我國的改革開放進入第十個年頭。前期改革開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成為制約改革開放進一步推進的障礙，突出表現在：通貨膨脹加劇，社會生產和消費總量不平衡，結構不合理，經濟秩序混亂，價格雙軌制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特別是1988年夏季，在經濟環境惡化、通貨膨脹加劇的情況下推動的“價格闖關”，導致全國性的擠提儲蓄存款和搶購商品風潮，引發嚴峻的社會問題。面對這一形勢，黨中央迅速制定了“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方針，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批准通過了中央工作會議作出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經過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頓，過旺的社會需求得到控制，相當多的商品由供不應求轉變為供大於求，我國經濟形勢發生較大變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10余年，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成功起步，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邁上新的台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的轉軌，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逐漸暴露，有待於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加以解決。

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與各領域改革的深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正式確立

隨著治理整頓的結束和“七五”計劃的完成，加快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條件日益成熟起來，但當時中國仍面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從世界范圍看，伴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實踐陷入低潮﹔冷戰結束，世界開始走向多極化。這種大變動、大改組，對我國的改革開放既是重大機遇，又是嚴峻挑戰。從國內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同時，政治風波和蘇東劇變對我國也產生一定負面影響，有人對社會主義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對改革開放產生懷疑，提出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

在這個重要歷史關頭，鄧小平同志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發表了重要談話。他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放大一些，敢於試驗。他精辟地闡述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反復強調，要抓住時機，加快發展，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並對社會主義發展充滿信心。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科學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探索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

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闡述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但並未具體提出我國所要建立的經濟體制究竟是怎樣的目標和模式。這一問題在黨的十四大得以解決。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作出“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的重大決策，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實踐証明，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以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改革開放從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按照黨的十四大確定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同時抓緊制定總體規劃，並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實施。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審議通過了《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