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2月19日10:29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陳向先，1953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1989年2月任福州市委副秘書長，1993年8月任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1995年7月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2001年9月任市委副書記、組織部部長。2002年5月任福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2009年7月兼任省國資委黨委書記，2012年2月任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2013年1月任省政協副主席。2017年2月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黃 珊 陳 思
採訪日期：2017年6月7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採訪組：陳向先同志，您好！您最早是什麼時候見到習近平同志的？
陳向先：1989年夏天，我當時是福州市委副秘書長，參加在莆田召開的福建五地市經濟協作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習近平同志。在五個地市書記當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穿著簡單而朴素，一條綠軍褲，一件普通的白襯衫，說一口標准流利的普通話，講起話來字正腔圓，很引人注意。習近平同志談問題深入淺出，很有條理，又不枯燥，讓參會的同志聽著很容易接受。我當時就感到，習近平同志是個很有水平的領導干部。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調任福州市委書記時，您和時任福州市委組織部部長王文貴同志一起到寧德去接他。請您講講這個過程。
陳向先：1990年4月，習近平同志調任福州市委書記。我與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部長王文貴同志一起到寧德去接他。去接他之前，我就聽說了他在寧德的事跡。他在寧德當地委書記兩年時間，大刀闊斧清理干部違規建房，他表示，寧可得罪兩三千名干部，也不得罪三百多萬人民。聽到這件事，我心中很是敬佩，覺得習近平同志富有正義感，敢於負責，敢於堅持原則，不怕得罪人。這樣一身正氣、能力又強的領導干部調到福州，是福州之“福”，是一件大好事。
當時，從福州到寧德的路很難走，要翻山越嶺。我們一路奔波到了寧德，和習書記見面之后，互相介紹、握手。他很有親和力，說話語速不快，給人感覺很穩重。
我們與寧德的同志作了交接。離開之前，寧德的同志發現我們接習書記的車牌號是“閩A00444”，對此有些看法。我也不好解釋，因為市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車牌到底是怎麼分配的，我也不清楚，一般都是分配什麼車，我們就用什麼車，不會特別注意車牌號碼。不過，寧德的同志這麼一提，還真覺得這一排“4”挺扎眼的。但習書記一點都不介意，他來福州后，還是使用這輛車，就用這個車牌。這雖然不是一件什麼大事，但從中可以看出習書記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不迷信，也不俗套。而且，他底氣很足，一身正氣，所以一點都不信邪。邪不壓正嘛！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到福州以后，您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請談談您了解的情況。
陳向先：習書記到福州以后，市機關事務管理局給他在老干部宿舍樓裡安排了一套住房。一開始，我們還擔心他和老干部們住在一起不習慣，因為大家都知道，有的老同志喜歡反映問題，愛提意見，但習書記卻很願意和老同志們住在一起。他在那裡住了一年多，對老同志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都非常重視，和老干部們相處得非常融洽，關系都很好。
習書記待人真誠，既謙虛平和，又很有威嚴。這種威嚴來自他正直無私的品質，也就是“不怒自威”。工作一段時間后，我覺得有的同志在他面前不敢瞎吹了，因為誰在他面前說瞎話，他都心裡有數。他雖然不會聲色俱厲地批評，但他的嚴格要求，讓任何人都糊弄不過去。
習書記有任何事情、任何要求，都是當面直接提出來，攤開了說。他絕不會表面上一團和氣，背后給人穿小鞋，使絆子整人。如果他對誰有意見，認為有做得不夠的地方，一定會當面說。這是我們尊敬他但又不懼怕他的根本原因。同時，習書記對黨的工作機密絕對是守口如瓶，從來不透露任何不該透露的信息。這一點，實際上是一些領導干部做不到的。
在廉政建設方面，習書記確實是做到了“打鐵必須自身硬”。他是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后來又擔任省委常委、省委副書記，但他的辦公室始終是二樓的一間小辦公室，他在福州工作的7年間從來沒有裝修改造過。外事活動中，他收到的任何禮品，連客人送給他的一條領帶、一盒食品都交給我，由我登記上交處理。
在黨風建設上，他是教育、懲處“兩手抓”，頂住壓力處理了一些案子。習書記對干部的要求很嚴格，他說：“上面要求不嚴格，下面對待工作就會漫不經心。好的干部一定是嚴格管理出來的。”他經常找區縣主要領導和部門負責人談話，並定期開展述職。福州市當時有13個區縣，習書記每年上半年都要走一遍，下半年也要走一遍，每個區縣要花上2至3天時間，而且是深入鄉鎮、街道、村居了解情況，傾聽基層的真實反映。到每個區縣，他都要召開現場辦公會，及時處理和解決問題。對以前發現的問題，他要檢查是否改進，發現新的問題就要求及時整改。
習書記既嚴格要求下屬，又對同志們關心愛護。在很多生活小事上，他都非常體貼，比如有的同志父母或小孩生病，生活上有困難了，他都會及時交代相關同志給予幫助。習書記對同志們在工作上也給予支持，經常手把手地教我們。原先，市委辦公廳臨時性、隨機性的事務過多。我當辦公廳主任后，按照習書記的要求，每周末都為下周做一個計劃，每個月都會為下個月做一個安排。全年的一些重要時間節點，我們到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條。在習書記教導下，辦公廳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明顯上了一個台階。他提出的“馬上就辦”，不僅是對全市干部的要求，更是對市委辦公廳工作的要求。他經常抽出時間和干部談話，幫助干部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教育、培養、幫助干部，帶出了一支好的干部隊伍。
習書記工作中很突出的一點是，他能夠以各種方式方法聯系群眾、關心群眾，幫助群眾排憂解難。他倡導“四下基層”，自己帶頭做起，幫助廣大群眾解決各種難題，讓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他下決心變“群眾上訪”為“干部下訪”，要求市、縣主要領導帶頭接訪群眾，並形成定期接訪制度。他以身作則，每到接訪日都與上訪群眾面對面交談，直接解決相關問題。他常對我們說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的基本功就是聯系群眾”。除此之外，他在實際生活中也經常用自己的工資幫扶一些困難群眾。他帶頭幫扶過兩個貧困學生，幾年來一直資助他們上學。我們也跟隨他，都挂鉤幫扶1至2名貧困生。陝西梁家河的老鄉們有了困難到福州來找他，他都盡力幫忙。有什麼地方發生了災害，群眾有了困難，需要捐款，他都是帶頭解囊相助。
習書記當領導有很多過人之處：他既親切又威嚴﹔既能把握大局，又能細致入微﹔既關心同志，又嚴格要求﹔既能當機立斷，又能周密安排﹔既目光長遠，又立足當下﹔既身居高位，又體察民情。他做事有條理，記憶力驚人，觀察能力和判斷能力都非常強。有一次下鄉考察，一位領導問我：“福州市土地面積有多大？”我說：“應該有1萬多平方公裡吧。”習書記說：“有11968平方公裡。”我深感佩服，同時也想，這不僅是記憶力的問題，更體現了習書記對這片土地的強烈責任感和深厚感情。
在愛崗敬業方面，習書記也是我們的好榜樣。記得1991年1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同志來福州視察，習書記又同時接到父親病重的通知，但他堅持陪同吳學謙同志視察。送走吳副總理已是下午，他連夜趕往深圳看望父親。要知道，那個時候還沒有高速路，福清到深圳有七八百公裡，路況又不好，趕回去已經很晚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前沿的省會城市主持工作，肯定會面對很多復雜情況，處理很多棘手問題，請介紹一些相關的情況。
陳向先：確實如此。習書記沒有在溫室裡待過，他是經過艱難復雜環境鍛煉出來的領導干部。每當遇到復雜情況時，他都能氣定神閑，以穩妥的辦法來處置。上世紀90年代，福建偷私渡現象比較嚴重，福州更為突出，很多人從海上跑到國外或港澳台去。福建省海岸線很長，福州海岸線佔全省三分之一，而且地理環境、社會環境很復雜，有很多途徑可以偷私渡出去，政府很難管理。因為生活水平的差距和歷史原因，“下南洋”早就成了福建老百姓司空見慣的一件事。出去的福州人，又建立了很多偷私渡渠道，所以一個村隻要有一兩個人出去了，這個村就可能有更多的人跟著跑出去。
因偷私渡導致的慘案時有發生。有一次，福州私渡到台灣的人被遣返回來時，台灣方面把這些私渡者裝在船的底艙，上面蓋上大木板，並用鐵釘釘死。船漂回大陸以后，我們把鐵釘撬了，翻開大木板，發現裡面的20多個人被悶死了。習書記盡力做好死者家屬的工作，同時，他想得更深的，是要打開兩岸溝通的渠道。習書記提出，以兩岸紅十字會的名義，在金門開一個協商會，他派了一位市領導去與對方溝通。雙方最終達成協議，台灣方面答應以后會用比較好的方式遣返私渡者。習書記提出並實施以兩岸紅十字會對接的方式開展對台溝通交流，這是具有開創性的。兩岸這種方式的接觸，也使大陸與台灣地區的緊張關系慢慢緩和下來，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惡性事件。
從這個私渡事件的處理上，可以看出習書記在工作上既能當機立斷，又能周全安排。他一方面及時安撫和慰問私渡死亡者的家屬，另一方面推動完善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溝通機制，從長遠角度解決問題。更為可貴的是，習書記提出要通過大力發展經濟來改善人民生活，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老百姓日子好了，安居樂業了，自然就不會再冒險偷私渡了。
從1990年開始，習書記在6年多時間裡，做了很多事，給福州帶來了歷史上發展最好最快的時期。習書記敢於開拓、敢於擔當，他主導建設了三個開發區：一個是“官辦”的馬尾經濟技術開發區﹔另一個是“僑辦”的福清融僑開發區，這裡面的台資企業很多﹔還有一個是“民辦”的鼓山投資開發區。這些開發區，有效帶動了市裡和其他縣區的發展。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間，您先是市委辦公廳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