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9月30日15:44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澱區西頤中學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住同一孔窯洞。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曾做過教師、科技副縣長，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正處）任上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6月6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知識青年下鄉以后的主要任務就是和社員一起勞動，對於當年的辛苦勞動，您還有哪些記憶？
戴明：我們之前在北京上學的時候，學校一般都有學農課程，雖然強度沒那麼大，但是基本農具我們都認識，大部分也都會用。但到了陝北農村，他們有些獨特的農具，我們北京的孩子就沒見過。像一般平原地區的農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鎬。陝北因為經常開墾山坡地，有一種“老䦆”，比普通䦆頭要寬很多。勞動力越強的人，用的䦆頭口越寬，受力面積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費的力氣也就越大。
陝北的扁擔，跟我們以前見過的也不一樣。陝北的木材很少，扁擔這種必需的農具一旦折斷了，就損失了一根好木頭。於是，老鄉往往就會在扁擔中間增加一根木頭，起到加固的作用。這樣的扁擔就更沉。
陝北還有一種脫粒的連枷，這種農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們在北京學農的時候沒有接觸過。使用的時候，人把連枷悠起來，借著慣性打糧食，這樣糧食和外皮就分離開了。在這裡，婆姨用它來打麥子比較多。她們打麥子時，排成隊，動作一致，一排連枷同時打下來，非常整齊，打谷場上塵土飛揚，熱火朝天。我們這些知青就感嘆，怎麼沒有一個舞蹈藝術家來表現這個勞動場景呢？等我們和別人一起排隊打谷的時候，才知道這個活兒實際上非常辛苦。我們要努力跟別人保持一致，否則就把一隊人的速度給拖慢了。
從適應農具到逐漸加大勞動強度，干農活確實算是一個挺難過的“關”。對於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來說，尚且不容易，對十五六歲的近平，更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一開始，我們都是費盡了力氣，活兒仍干不好，但是社員們卻能做得又快又好。因為他們對這些勞動已經非常熟悉了。
盡管我們干活不行，但這裡的老鄉很淳朴，對我們這些城裡的娃娃都很好。我們中午在地頭吃飯，送來的飯，幾口就吃光了。老鄉很關心我們，就問：“吃飽了嗎？”我們知青就說：“差不多吧！”老鄉就拿出紅薯干來分給我們，說：“沒吃飽就再墊吧墊吧。”我們確實沒吃飽，接過來就吃，一邊吃一邊問：“我們吃了你的，你怎麼辦？”老鄉就說：“狗吃了！狗吃了！”我們面面相覷，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開玩笑說：“那是罵你們呢，說你們是狗！”后來我們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夠”的發音非常接近，老鄉其實是說自己“夠吃了”。我們知青就和老鄉們一起哄堂大笑。
打壩中間休息的時候，農村的青壯勞力就和我們知青摔跤。近平也經常摔跤，他跟村裡很多年輕人都摔過跤。我們北京青年個頭大，身體上佔優勢，而農村青年力氣大，經驗豐富，所以我們之間互有勝負。那段時間，通過一起勞動，一起玩耍，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
老鄉們知道我們不會干農活，但隻要努力干活，他們都非常鼓勵。勞動的時候，隻要你能努力跟上他們的節奏，他們就會說：“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飯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錯，“會兒”的父親就跟我說：“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飯去！”
採訪組：您能講一些生活細節和有趣的事情嗎？
戴明：我們剛到梁家河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鬧洞房。
我們在張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婦了。他家裡辦喜事，村裡人都來祝賀。當時因為生活貧困，婚禮也沒有現在這麼熱鬧。村裡人到張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賀完就都走了。
我們以為熱鬧就這樣過去了呢，結果村裡的一個叫“石頭”的小伙子到我們窯洞來，跟我們說：“晚上還要鬧洞房咧！”
我們就問：“咋鬧洞房啊？”
石頭說：“晚上要到他們新房去‘聽房’，聽他們夫妻倆說什麼悄悄話。他們被攪得煩了，就要給聽房的人好吃的，就這樣鬧。”
我們當時合計著，晚上要是不困，我們也去鬧一鬧洞房，要是睡著了也就算了。結果，到了晚上，村裡人都來鬧洞房了，他們在太平的窯洞外面摳窗戶紙，“呲啦”一下，把窗戶紙摳一個大洞，太平就在窯洞裡面喊：“誰呀！誰呀！”外面的人們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們就住在旁邊窯洞，這些鬧洞房的吵得我們睡不著。楊京生就慫恿我們說：“你們也去鬧洞房吧！給東西吃呢！”我們半夜正好肚子餓，一想起有吃的，就有點興奮了，說：“那得去試試。”結果我們出了自己的窯洞，到隔壁一看，張太平那個窯洞的窗戶紙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張太平沒辦法，翻出一個蚊帳來擋住窗戶。窯洞裡面黑乎乎的，連個煤油燈都沒有。我們在窯洞外面跟著起了一會兒哄，也沒要到吃的，就算是鬧過洞房了。
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們剛到梁家河的時候，生產隊跟我們商量：你們對干農活畢竟不熟練，但是無論干得怎麼樣，隻要努力干了，不看結果，每個人都給你們8分。
當時，村裡的婆姨平均給8.5分，我們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氣，去找隊長據理力爭：“畢竟我們都是大小伙子，技術雖然不行，但力氣還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實在沒法接受！”隊長很好說話，就說：“那好，你們也是8.5分。”
但我們每天實際拿到手的，還只是6.5分。不過，這就不能怪隊長了，隻能怪我們自己懶。每天的8.5分裡面，早工佔了2分。但早工的時間實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點就要上工，那個時候我們都起不來炕。
但我們還是想掙這兩個工分，隊長就說：“你們又不出早工，這兩個工分咋能給你們嘛？”
我就說：“你又不叫我們，以后早上你叫我們去上工，我們要掙工分。”
隊長說：“那好，明天就叫你們。”我們在北京上學時，即使家住得遠，早上也就是六點半起床，住得近的，七點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夠。這一下四點鐘起床，我們實在適應不了。當時是冬天，本來就睡不醒，四點多鐘，天還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還都有呢。
採訪組：隊長來叫你們上早工了嗎？后來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隊長就來叫我們了，他和我們窯洞隔著一條河溝，要是繞過河溝走過來，路很遠，要很長時間。於是，就站河溝對岸朝我們窯洞喊：
“京生兒——喔——”
“戴明兒——喔——”陝北的這種地貌，黃土高原，經流水沖擊，河溝縱橫交錯，所以人們經常隔著一段距離喊話。喊話的時候，鄉親們會帶兒化音，會用高音，又會拉長音，所以顯得嗓音很嘹亮。陝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脫胎於此。而且，他們在長音后面還會加上一聲“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隊長喊了一陣子，我們的窯洞裡沒有反應。當時我們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會兒，隊長又喊：
“近平兒——喔——”
“燕生兒——喔——”喊完了，隊長站在那兒愣了一會兒，我們窯洞裡還是沒反應。隊長又喊：
“家寧兒——喔——”
“平生兒——喔——”“……”
隊長憋足了勁，把我們六個人的名字挨個兒喊了一遍，聲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強，我正在做夢呢，就被喊醒了。
我睜開眼睛，一片漆黑，我說：“哎呀，什麼動靜？”近平也醒了，他說：“好像是隊長喊。”我說：“這是叫咱們起床呢？”王燕生說：“幾點了？”
楊京生說：“三點多。”我說：“睡睡睡！不理他！”
我們就繼續躺下睡了，隊長還在溝對岸扯著嗓子輪流喊我們的名字，我們就用棉被繼續蒙頭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時候，我們見到了隊長，隊長一臉鐵青。我就故意說：“哎！隊長，你怎麼不喊我們？早工誤下了吧！”
隊長用沙啞的嗓音氣憤地說：“還說沒喊你們？我都快喊岔氣了。”
這位隊長對我們知青非常好，帶我們勞動，教我們生產技術，也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關心，可惜他早已經去世了。后來，我們這幾位知青互相聯系，回憶起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時，也感慨當年我們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鄉親們對我們這些北京娃娃的誠懇和寬厚。
還有一次，我們從住的地方上山，翻一個大梁，再下一個溝，到了依洛河村。這個村的知青有十幾個，因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兩個隊。一個隊全都是女生，都是學校合唱隊的﹔另一個隊都是男生，都不會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聽，住在對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們對唱。可是這些男生什麼歌都不會唱，就會唱《兩隻老虎》——“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無論那些女生唱什麼，他們都用這首歌應對。那些女生平時遇到他們，就開玩笑損他們說：“你們這些土包子！不會唱歌，就會唱《兩隻老虎》。以后不要跟我們對歌了！”
那天，我們六個全體出動，就去支援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時不怎麼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們一起唱，他嗓門也挺大。我們上來就唱了一首《山楂樹》，把對面的女生給震住了。她們奇怪，這些男生怎麼突然變厲害了？於是，她們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聽。這一下，又把我們蓋過去了。我說：“別慌，我帶著《外國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書就交給依洛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