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

“青年，中國青年，延安穿軍衣，吃小米，住窯洞，為什麼你愛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誠的青年，都想來‘朝拜’，都想來取得‘經典’。”

詩人柯仲平的《延安與中國青年》，用詩的語言講述了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朝聖”延安的時代潮流和心路歷程。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全國各地的青年知識分子排除艱難險阻，投奔偏僻貧瘠的延安。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移動現象”？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

——革命聖地召喚著知識青年

1936年11月，陝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來到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保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記》成名。1933年5月，她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在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國內外著名人士的營救下，於1936年9月出獄。丁玲出獄后，立即逃離南京，成為第一位來到延安的著名作家。毛澤東專門為她寫了一首《臨江仙》：“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這是毛澤東贈予現代作家的唯一詞作。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揚、何其芳、卞之琳、范文瀾、陳學昭等眾多知識分子從國統區來到陝甘寧邊區，來到延安。

延安原本是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偏僻小鎮，中共中央落腳后苦心經營，陝北的面貌煥然一新。1936年第一個正式到達陝北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陝北已經徹底消滅了鴉片，這是個杰出的成就。事實上，我一進入蘇區以后就沒有看到過什麼罌粟的影子。貪官污吏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乞丐和失業的確像共產黨所說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旅行期間沒有看到過一個乞丐。纏足和溺嬰是違法的，奴婢和賣淫已經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裡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作家丁玲在1937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她從南京來延安的路上，看到國民黨達官貴人醉生夢死，看到掙扎在死亡線上的難民乞丐。

正像斯諾、丁玲所說，積貧積弱的中國大地，出現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一邊是貪官多、難民多、乞丐多、傷兵多、黑市多、妓女多……貧窮，污穢，灰暗﹔一邊是，“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朝氣蓬勃的延安以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和鮮明形象出現在古老的東方大地上。

日寇鐵蹄踐踏中國，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危機。不甘心做亡國奴的知識分子和流亡學生，看到中國共產黨才是拯救民族危亡之希望，紛紛涌向延安。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的動人的音調”，詩人何其芳說。

“上延安！”成為中國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觀。

1938年秋天，國民黨政府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設置了許多關卡，依然擋不住“上延安”的知識分子。

上延安！從西安到延安，大多數人是徒步去的。這一路，走一山來又一山，山山不斷﹔過一嶺來又一嶺，嶺嶺重重，得走十幾天。這一路，山高路險，還得突破一個關卡又一個關卡，應對種種盤查、刁難及危險。

上延安！詩人艾青把自己扮成國民黨的高參，作家嚴辰的夫人逯斐扮作高參的夫人，嚴辰扮作秘書，作家羅烽扮成勤務兵，畫家張仃扮作隨員，一路上經過國民黨的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