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6月02日08:15 來源:中國軍網-解放軍報
或許,世界上沒有哪座高等學府比它更獨特。
這所大學,沒有大樓——它的校舍,坐落在黃土高坡千溝萬壑的褶皺裡,藏身於延河之濱的一孔孔窯洞裡。
這所大學的教員,沒有高級職稱——建校之初,僅有3名專職教員﹔最受歡迎的兼職教員毛澤東,是一名中等師范畢業生﹔第一任校長則是一名28歲的青年指揮員。
80多年前,一群來自天南海北的革命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際相聚於此,“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裡,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人民軍隊的最高軍事學府——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
正是這樣一所獨一無二的“窯洞大學”,創造了世界軍事教育史上的奇跡:在20世紀30年代、40年代,不到10年間,抗大相繼鍛造出10萬余名德才兼備的軍政干部。抗大,由此成為中國革命歷史上的一座“人才高地”。
抗戰時期,窯洞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開展革命活動的空間載體。抗大的教學工作,同樣在窯洞中展開:“坐地聽報告,站起來唱歌……”身居窯洞裡,心懷全中國﹔翹首登荒山,放眼看世界。
這所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窯洞大學”,見証了中國共產黨人以始終站在“桅杆”眺望前路的歷史視野與時代氣魄,帶領中華民族和人民軍隊,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
凝望抗大,我們的視線,越過那片黃土高坡,看到更廣闊的遠方與未來。
不同的時代,相同的初心,共同的奔赴
穿過店鋪林立的延安寶塔區二道街,記者來到抗大紀念館前,與一群邁著整齊步伐的年輕軍人不期而遇。
這群駐足凝望的軍人,來自國防大學。這所軍事學府的前身,便是昔日的抗大。
研究生學員陳媛媛,仔細端詳著紀念館牆壁上一幅黑白老照片: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坡上,一群青年男女步履匆匆,翻山越嶺而來。
照片下,一行小字注釋,標明了他們的目的地:延安。
跨越80多年的煙雲,陳媛媛仿佛從這群年輕人臉上的急切表情,感受到一股熱血沸騰的脈動。
時光倒回到193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指出,要“辦一所紅軍大學來培養大批干部,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紅軍大學第一期學員即將畢業時,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12月28日,毛澤東親自給學員們作了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
黨中央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施全面抗戰的政治路線,為中國革命事業指明了前進方向。1937年,紅軍大學遷到延安,改名為抗日軍政大學,以“培養抗日救國領導人才”為辦學宗旨,向所有革命青年敞開大門。
站在抗大各期學員名錄的展板前,國防大學教授錢均鵬指著幾個名字介紹,西安事變后,原東北軍和西北軍的一部分愛國軍人也奔赴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其中就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等。
烽火歲月,“到延安去”成為當時最時髦和自豪的時代口號。曾經,來自海內外的革命青年們,穿過敵人一道道封鎖線,“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紀念館工作人員為記者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僅僅從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就接納了3萬多名青年學生,一半以上進入抗大。
“我們大學的人很多,有幾千人。我們的理想很大,要解放全中國。”毛澤東接見愛國青年時說,進抗大沒有考試,大家從全國各地不畏艱險奔赴而來,這就是最好的考試。
穿行於紀念館中,記者耳邊不時響起《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的聲音:“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
共同的抗日救國理想,使這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聚合在這所“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高等學府。到了抗大學什麼?毛澤東指出,“首先是學一個政治方向”。
“抗大為什麼全國聞名、全世界聞名,就是因為它比較其他的軍事學校最革命最進步,最能為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斗爭。”有了黨的領導和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的理想信念,抗大師生排除萬難,自己挖窯洞、種糧食、編教材、制教具,用白土搓成細條晒干當粉筆,拿子彈殼自制蘸水筆,用敵人的傳單背面作筆記……
在紀念館裡“抗大魂”雕塑前,記者和學員、游客們一起聆聽了錢教授的現地教學課《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革命不是一個人的事,也不是抗日先輩那一代人的事。隻有依靠一代又一代人接續奮斗,才能讓抗大越抗越大。”錢教授說。
心向抗大,砥礪前行。年輕學員們尋根抗大,感受當年的精神磁場,初心依舊清澈質朴:為了中國更強大,為了人民軍隊更強大。
不同的時代,相同的初心,共同的奔赴。2022年,習主席在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時強調:“全黨同志要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堅決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堅決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把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因為信念,所以看見別人看不見的遠方
與奔赴抗大時革命青年們臉上的急切表情遙相呼應,紀念館內另外一張老照片,定格了抗大學員畢業后奔赴戰場的堅毅背影。
凝望這些不知姓名的背影,武警延安支隊某中隊指導員李超不禁問身旁戰友:“不知他們當時心情如何?是否預感到此去一別意味著什麼?”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抗大奉命轉移到敵后辦學,在各敵后抗日根據地成立抗大分校,讓學員們在戰斗中學習,在學習中戰斗。
一面面抗大校旗,插入敵人的“心臟”,一名名抗大學員像點點星火,播撒到抗日戰場。秉持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一抗大教育方針,在百團大戰中,抗大學員組織6個見習團參加戰斗﹔反“掃蕩”作戰中,抗大師生配合主力部隊殲敵萬余人……
看到紀念館展櫃裡一本舊書封面上“特種作戰概要”幾個字時,陳媛媛愣住了。
“這,真的是在抗大紀念館嗎?”陳媛媛入學前曾是某特種作戰旅的一名小隊長,看到封面的一瞬間,她有點恍惚,“沒想到,早在84年前,抗大就開設了我軍首個‘特種兵科’。”
繼續參觀,陳媛媛驚奇地發現,如今部隊列為日常訓練課目的“爆破專業訓練”“深入敵后偵察”“前期偵察”等等,都能在當時抗大學員的課程中找到影子。她不禁感嘆:“這是多麼前瞻的思維和眼光啊!”
因為信念,所以看見別人看不見的遠方﹔因為信仰,所以堅定走向遠方。
記者在這所“窯洞大學”裡,尋到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超前布局、學習創新的基因密碼。
1937年,美國新聞記者哈裡森·福爾曼,在陝北端起相機,記錄下這樣一幕:窯洞土壁上的教育挂圖裡,美國海軍“薩拉托加”號航母,赫然在列。
此外,挂圖上還有戰列艦、多炮塔坦克、水上飛機……從裝備圖樣到結構原理介紹,這些挂圖幾乎涵蓋了20世紀前30年世界軍事技術的精華。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軍隊也是一所大學。凝視紀念館老照片上抗大師生求知、求勝的熱切眼神,來自海軍部隊的學員黃嫣艷,腦海中浮現出這樣一個畫面——
從這所“窯洞大學”走出來的抗大二期畢業生劉華清,成長為共和國上將。1980年,他隨代表團出訪美國。第一次登上美國航母,老將軍踮起腳尖,伸長脖子端詳的動作,被鏡頭定格為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
在人民軍隊加速轉型的今天,像黃嫣艷一樣年輕的海軍軍官們,見証並親歷了人民海軍駛向深藍,進入“三航母”時代。
“今天,我們這代軍人面對的無聲競爭、無形比拼,烈度一點不亞於當年的戰場。”黃嫣艷格外清醒,“抗大最寶貴的遺產,並非具體戰術,而是那種‘為打贏明天戰爭而不斷學習創新’的前瞻思維和內生動力。”
把夢想化為目標,把目標納入規劃,把規劃變成現實
仔細看過抗大紀念館展出的眾多教材后,學員包桓榕發現,抗大最重要的課程是戰略和哲學,這兩門課都曾由毛澤東親自講授。
對此,國防大學副教授王增祺向記者進一步解釋道:“戰略,使人看得長遠、全面,看清中國社會和抗日戰爭的全局和未來﹔哲學,使人看得准、看得清,能辯証地把握矛盾發展進程,掌握科學理論武器和科學工具。”
1936年底,毛澤東曾為紅軍大學寫下教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文中強調:“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
身居窯洞裡,中國共產黨人擘畫一張張宏偉藍圖——
“延安處處有學校,延安遍地有歌聲。”當年,為了大規模造就革命人才,共產黨僅在延安及周圍就創辦了魯迅藝術學院、陝北公學、延安工人學校等30多所干部學校。在各個抗日根據地,陸續成立了形式多樣的科研機構和科技社團,讓科技人員有研究和發展的平台。
在歷史的大坐標系中思考,我們就能理解,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仍興辦那麼多學校、科研機構,為的正是“明日之中國”。新中國成立后,許多高校都與延安時期的“窯洞大學”有著直接歷史淵源。
記者探訪期間的一個晚上,延安一座大禮堂裡戰歌嘹亮。一群空軍學員在此組織了一堂別開生面的思政課,唱響《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
歌聲穿越時空。早在1940年,我黨就有了第一份空軍建設藍圖——《建設中國紅色空軍計劃》。
這份計劃的起草者,是我黨早期派到蘇聯學習航空技術的專家常乾坤、王弼。抗戰爆發后,兩人請求回國。這份計劃,就寫成在他們奔赴延安的路上。
翻開這份述說夢想的計劃,每個段落的首句都是“如果……”“如果……”的設想。不久后,軍委航空學校在延安一處破舊的拱頂窯洞中成立。
后來,形勢變化,航校撤銷,改組后隸屬抗大,保留了大部分航空人才,其中就包括后來在抗美援朝空戰中立下赫赫戰功的人民空軍第一代飛行員劉玉堤。
前瞻眼光是行動的先導。如今,80多年前的一個個“如果”,已經在一代代共產黨人的接力奮斗中,變成世人矚目的累累“碩果”——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劉玉堤的外孫陳瀏,駕駛殲-20戰機飛過天安門上空,接受了祖國和人民的檢閱。
青春接力,夢想續航。這不正是一代代中國軍人的奮斗縮影?
中國共產黨人的目光穿透時空,中國共產黨人的夢想堅定執著。支撐這一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們善於把夢想化為目標,把目標納入規劃,把規劃變成現實。
“強軍興軍的接力棒,交到我們這代人手中,這既是如山責任,更是無上榮光。”李超說,奔向建軍一百年奮斗目標的裡程碑,每名中國軍人都在加速進行接力跑,都要跑好自己的這一棒。
(記者 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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