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1月29日07:35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王玉廷，1938年生，河北行唐人。1983年9月任正定县委组织部长。1984年8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1988年任正定县委书记。2000年退休。
采 访 组：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4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王玉廷同志家中
采访组：王玉廷同志，您好！您是1983年9月到县委工作的，之前您在县直机关工作。您到县委工作之前认识习近平同志吗？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王玉廷：近平是1982年春天到正定来的。当时我还在县农机局任局长，单位在火车站那边，离县委大院比较远。那时我还有一个职务，就是正定县科委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委员，偶尔也到县委去办事。有一次，评定技术职称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到县委去找县科委主任李德祥同志。
那天，近平恰好在李德祥同志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穿绿军装的小伙子，个头高高的，带着一股子精气神。
李德祥给我介绍说：“这是咱们新来的县委副书记——习书记。”
我跟他握了握手，聊了几句。
他问我：“王局长，你任职多长时间了？”
我说：“有几年了。”
他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我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
他说：“你在西北上的大学？你老家是哪儿的？”
我说：“我老家就在这边——石家庄地区行唐县。习书记，你的老家是哪儿的？”
他说：“我是陕西富平县的。”
我说：“陕西富平啊，我到你们那个县收过麦子，有十几次呢。”
近平一听，笑了笑说：“是吗？你在那边工作过？”
我说：“是啊，我毕业以后，在宁夏农机管理局工作了七八年，那时候西北地区的联合收割机很少，我经常调动联合收割机到陕西渭南地区去，给富平县收割麦子的次数可多了。”
我们两个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这位年轻的习书记待人很亲切、很随和，言谈举止很沉稳，但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我感觉他还有点学生味儿呢。聊了一会儿，他就起身告辞。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很简单。
我和近平的第二次见面，是我有一次到县里去汇报工作，碰到近平，跟他打招呼，聊了几句。后来，我们就没怎么见过面，直到我调到县委工作。
1983年9月，我任县委组织部长。从那以后，我在近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就比较多了。
1984年8月，我任县委副书记，主管党群工作，我和近平的办公室挨着。那个时候，我们干部实行粮食定量，食堂伙食也不好。再一个，我们经常开常委会，有时候开到很晚，散会后食堂早就“打烊”了。近平因为家不在这里，吃饭都在食堂，所以一旦赶不上饭点，就要饿肚子。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就请近平来我家吃过几次饭。近平很随和，我爱人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来不挑剔。
采访组：您从1983年到县委工作就和习近平同志搭班子了。那个时候，您对他的工作有什么印象？
王玉廷：在和近平一起搭班子工作期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体会比较深的有四个方面：一是他用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组织制定了正定繁荣发展的目标和战略；二是他高效组织人才队伍，组织动员起正定繁荣发展的力量；三是他着力创造繁荣发展的环境，为正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四是他扎实开展了正定繁荣发展的实践，给正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是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会见中外记者的时候讲出来的，而早在30多年前，他就本着这个信条来做工作，为正定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那个时候，国家以粮为纲，正定县又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县委、县政府始终把这个荣誉放在第一位，所以征购指标相当高，导致老百姓的粮食不够吃，副业也发展不起来。老百姓没办法，要到周围县里买山药干、红薯干才能填饱肚子，生活很苦。近平为了给正定减轻粮食征购压力，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
在近平的努力下，正定成为石家庄第一个通公共汽车的县。上世纪80年代初，离石家庄市区15公里的正定县，没有专门的公共汽车往返，火车也没有几趟，运力不足，很不方便。长途汽车在正定火车站设了一个停车点，县城里的人要想去石家庄，都要走5里地去火车站坐长途客车，并且班次少，很拥挤，开车时间也不固定，有时候等半天不走，有时候赶过来，车已经满员，就坐不上了。无奈之下，有的人就选择骑自行车去石家庄，但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算是“大件”，也要凭票购买，很多老百姓买不起。这种情况下，近平与石家庄市委书记积极沟通，开通了石家庄市至正定的201路公共汽车，每15分钟就发一趟，不仅大大方便了正定老百姓的出行，也为石家庄市里的人到正定参观旅游提供了方便。这是近平为正定做的一件惠民生、顺民意的实事，在老百姓当中反响特别好。
80年代初，城乡普遍都用蜂窝煤当燃料，用来取暖和做饭，不仅污染大，而且很费事。近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跟石家庄市要了一批煤气罐的“户口”。当时，石家庄能用上煤气的家庭还不多，他就给我们正定要来了一批煤气罐，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
近平刚到正定时，有一段时间由他来主抓改造“连茅圈”，把农村的厕所和猪圈分开。县里的主张是“一刀切”，快刀斩乱麻，到农民家里直接强制性地改造，改完就完成任务了。但近平并没有这么做，他首先在两个村搞试点。
近平觉得，这个事，直接铺开搞，突击搞，肯定会有反复，强制性地把老百姓家的猪圈和厕所隔离开，人家肯定反感，人一走，老百姓马上就可以拆掉——拆几块砖头还不容易吗？这个事要想办好，首先是让大家在思想观念上接受才行。所以，应该先搞两个试点，让大家都能看到好的效果，然后再全面推开。
后来，我们在吴兴和塔元庄这两个村搞了试点，效果都很好。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两个村为标杆，进行宣传和推广，让各个村的群众慢慢接受。
过了一段时间，地区开汇报会，我和近平去了，也把实际情况说了一下。地委领导因为我们没有大刀阔斧地改造“连茅圈”，点了正定的名，要求我们加紧搞。从会上下来，我跟近平说：“你看，上面催得紧了，咱们开始弄呗。”近平摇摇头说：“那种‘运动式’的弄法，肯定劳民伤财，推广越大，损失越大，群众也不会满意的。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少吗？”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去跟地委领导汇报，把情况讲清楚。”近平后来具体怎么跟地委领导谈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我们正定后来就是按照近平主张的这种方式，通过试点稳步推进，后来县里各村“连茅圈”改得都很好，反复也很小，而那些“一 刀切”改造的县，后来都有很大反复，老百姓的意见也很大。
近平所做的这些大事小事，都是为群众着想，解决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每天，他脑子里想的都是县里的事，想的都是老百姓的事，他自己的生活则是能简单就简单，能凑合就凑合。
近平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骑自行车下乡，吃百姓饭，穿平常衣，他常穿的衣服就是绿军装，冬天穿一件军大衣，很简朴。他的办公室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放满了书的小书架。生活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什么突出特点？
王玉廷：近平虽然年轻，但他站得高，看得远，善于学习，知识丰富，也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把握新形势新政策。
到正定以后，近平常到老干部家里串门，一方面是关心他们，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他们了解正定更多的情况。他不带县委办公室的人，常常一个人直接骑着自行车就去老干部家里拜访了。
他也经常走访北京的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每到一处都会得到不少最新的信息。深圳那边刚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近平在正定也马上就提出来了，他希望我们能够跟上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思想，并迅速转化为行动。
事实证明，近平所做的这些扎实、细致的工作，确实让正定这个传统的农业县在很多工作上越来越超前，干部群众的思想也越来越解放，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也越来越顺利。
在县委书记任上，近平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过去，县委都是搞年度计划，近平当县委书记后，县里面很快就制定了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相继制定了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工业兴县、旅游兴城、繁荣振兴正定县城等等思路明确的战略，并且迅速上马一批项目，开始做针对性的工作。
近平认为，正定是传统农业县，这个原本的长处不能丢，而且还要大力发展种植、养殖等副业。在近平主政时期，正定发展了一批种植、养殖和试验相结合的农业基地，先后被评为“小麦种植基地县”“瘦肉型猪基地县”“果品基地县”，这些荣誉的背后，是近平带领我们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所做的大量的工作。
近平为正定制定的发展战略，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是看准了我们正定今后长远的发展道路的。过去没有人搞过战略，没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制定过正定的发展计划。30多年过去了，近平当年为正定制定的发展路子，现在也还在对正定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
正定这个地方，文化比较发达，地理位置优越，滹沱河从县里穿过。近平看到了正定历史文化的优势，推动修缮了大佛寺，筹资建设了荣国府。可以说，这两个项目，后来成为正定旅游业发展的奠基性工程。在此基础上，正定又建成了好多旅游景点，封神演义宫、西游记宫、军事俱乐部、旅游机场等等。旅游机场在当时是个不错的创意，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没坐过飞机，旅游机场可以拉着游客飞一圈，体验一下坐飞机的感觉。这些项目中，虽然有很多是在近平离开以后才正式建成，但策划、筹建和推动，都是他做的。
采访组：实施人才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当时的一个重要举措。您曾在县委组织部工作，请您谈谈正定当时都引进了哪些人才？
王玉廷：先讲讲用干部。拿我本人来讲，我是县里提拔知识分子的重要例子之一。1983年9月，我任县委组织部长，1984年8月任县委副书记。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干部，都是近平在县委书记任上，响应党中央号召，大力推行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而提拔起来的。
近平主政时期，为正定各方面发展，从全国各地请了很多顾问来给正定出谋划策，也请了很多专业人才来为正定管理企业。那时候，人才来了，是由县里直接分配。
邱斌昌，就是由县里直接招过来，担任油泵油嘴厂厂长的。他来正定以后，关系直接挂到我们乡镇企业局和工业局。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还在这里干，后来他就在正定县退休了。
郝月普，是个“土专家”。近平不拘一格，把他直接邀请到我们县里办化工厂。
梁士冲，这是经过我手引进的一位同志，他原来在北京炼油厂工作，来到正定以后，挂靠到乡镇企业局，在正定办了诸福屯编织袋厂，后来也是在正定退休的。
以这些同志为代表的一批人才，在近平的感召下，很多人在正定扎了根，一直工作和生活下来，为正定的繁荣发展奉献了半辈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采访组：您曾与习近平同志搭班子工作，他离开正定以后，您也担任过正定县委书记。请谈谈他的工作对您本人的影响。
王玉廷：1988年，我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我上任以后，主持正定县全面工作，基本上还是按照近平的思路搞。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受益很大。
在班子建设方面，我向近平学了很多经验。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河北省在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两年在省委党校办全省的县委书记学习班。这两年，我们都介绍了正定的先进经验，一次是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一次是学习型县委领导班子的经验。这些，其实都是近平留下的经验或是在他启发下形成的经验。
荣国府的建造、大佛寺的重修、正定乒乓球基地的建设，这些都是近平任上主抓的项目，在他走了以后才正式完成。
近平在正定的时候，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是地区和省里的先进典型。1990年，正定县被评为河北省经济“十强县”，我当时是县委书记，感到很光荣。但实话实说，我完全是按照近平过去定的工业兴县、旅游兴城、农业特色基地等等这些路子走下来的，所凭借的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基础，都是近平打下的。
近平留下的东西，有的我能学到，有的我怎么学也不如他。比如，团结人方面，我不如他。要协调一个班子所有的工作，我觉得很艰难。一个班子里面，各种性格的人都有，近平能把大家都团结在他周围，每个人都服他，都跟他很“铁”。老百姓支持他，干部支持他，都付出最大的努力来配合他。他在正定的时候，也是我们班子最顺当的时期，是全县干部心气儿最高的时候，大家一心一意干工作、搞建设，没有半点儿歪门邪道，都是一呼百应，没有一个搞派系的，没有一个背后嘀嘀咕咕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心底无私天地宽”。近平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用在了工作上、用在了正定的发展上，一身正气，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和他一起做事的人，自然也就受他的影响，不想也不敢搞什么旁门左道的事。
再比如，掌控全局方面，我也不如他。他能把各项工作安排得很顺畅，做得很顺利。近平一直能把全局的情况考虑在内：有多少人，有多少事；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关于这些，他头脑很清晰，都有一个预判。很多事情，近平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在常委会上，每次都是他主动提议题，而不是等着问题来了再被动地去处理。这一条，我比不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之后，您是与他保持联系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