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这一重要年份的岁末，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正式出版了。学习这本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的党史权威正本，我们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难忘岁月。
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使党和国家工作两年间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困难局面。
在关系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何在困境中重新奋起的重要关头，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写到了复出后邓小平一系列震世之举：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中断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到恢复。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并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9月，他在东北三省视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主张，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揭开了序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踏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我们深深体会到，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半个世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提供了理论指南，打下了思想基础，走出了道路开端，确立了制度保障。
吹响改革开放的冲锋号角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主线，详细记载、深刻反映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这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放的号角首先从农村吹响。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实行“大包干”后，小岗村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安徽、四川以及其他一些省份，也开始推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对于农村出现的这些改革势头，党内外有些人心存疑虑，担心这样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明确提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旗帜鲜明的态度，对于打破思想僵化，推动农村改革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后，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也催动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展。从1979年开始，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探索，由初期在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到一些地方自发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探索，再到许多地方和部门陆续进行内容不尽相同的扩权改革，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邓小平就鲜明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解决劳动就业、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过程中，他也给予了有力支持。
改革大潮兴起，对外开放和兴办经济特区被提上重要议程。引进和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步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邓小平便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表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正是在党中央的倡导、支持下，引进外资办企业，推动外商合资办企业，在我国都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兴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辉煌篇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浓墨重彩地记述了邓小平为兴办经济特区作出的历史性贡献。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福建省委也向中央提出与广东类似的想法。党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的想法表示支持。邓小平明确表态：“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在关于实行特殊政策地区的命名上，也是他一锤定音：“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随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兴办。短短几年间，深圳、珠海这些昔日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建设成生机勃勃的崭新城市，经济特区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在中国兴办经济特区，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特区建设艰难推进之际，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地。视察过程中，看到特区建设发展速度很快，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他欣慰地表示：“看来路子走对了。”视察珠海时，他提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后又为深圳补写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由此，中央作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决策。经过几年努力，我国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格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十余年间，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精心谋划、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他强调，“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根据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率先启动机构改革；增加地方权力和扩大基层民主；提出干部队伍建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等。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