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向平
2025年06月18日08:27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抗战期间的日方相关档案，再次印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展现了日本当局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看法。这些记录从他者视角批驳了片面美化国民党抗战、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错误观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具潜力的政治势力”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一直被当时日本各界所关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抗日思想就引起了日本殖民侵略机构的重视。1929年8月，“满铁”在调查报告书《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运动最鲜明的特征是反帝国主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官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情况进行全面搜集，编制成仅供内部使用的中国共产党史料《秘 中国共产党1932年史》，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势力发展迅速，尤其是在鄂豫皖区、鄂中区和鄂西南区的联合包围下，武汉宛如万顷红涛中的一叶孤舟”。
一二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提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东邦国策同志会在《支那事变与吾等的觉悟：把握事变的本质》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已经从单纯的发动群众的运动转变为自信的武力战斗。”
1933年9月，日本外事协会在《支那共产运动》中提出：“拥有四亿人口、被称为‘世界粮仓’的无限天然资源的红色中国，与拥有广阔领土的苏联进行联合，对于日本而言可能会引发全世界的大变局。”日方这份调查档案资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已使日本侵略者心生畏惧。
1936年9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报告《秘 支那赤色势力的现阶段》中指出：“中国红色力量是以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为核心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在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政治地位，是中国最具潜力的政治势力。”
1936年11月，日本外交协会的三岛康夫在《赤军的新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试图以中国红军为中心，建立一个联合人民战线。”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在实地调查报告《时事参考 关于支那共产军》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存在，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等的特殊政治势力，正在把近代中国按照其理想的方向推进。”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本一方面大举侵华，另一方面加强对敌后抗战的调查，留下了不少原始记录。1938年9月，日本维新寮调查手稿《满支共产“匪军”活动》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和东北抗日势力强大，与广大群众紧密团结，中国共产党抗日思想深入民心，具有不惜牺牲生命进行抗日的革命家意气。”手稿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满”游击区、“东满”游击区、哈东游击区、汤原游击区、海伦游击区等地抗日游击队，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情况调查，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应是日本重点讨伐的目标。
从日方档案的真实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提出并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是日本“武力讨伐的重点”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面对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日军重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深入调查。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制作的调查档案资料《极秘 情报记录 第1军情第57号》显示，“从1937年10月下旬开始，汇集在河北省广平县的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向驻扎在肥乡和成安日军进行攻击；在阜平县新乐西北及恒山的抗日游击队沿着平汉铁路沿线前进，其势力相当强大，搅乱了我军的后方；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山西省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在平定城内，学校的教师中党员数量较多，公道团、牺牲救国同盟会等抗日团体遍布各县村，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抗日运动”。为此，日军决定以铁路为支点，在重要地区分散配置部队，形成警备道路网，密切联络流动的军队与警备队，意在“讨伐”抗日游击队，摧毁抗日根据地。
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的“歼灭扫荡作战”“剔抉扫荡作战”“治安肃正作战”“治安强化作战”，目的是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在侵华日军看来，不“剿共”就无法维持治安。所以，他们对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和包括广大军民在内的抗日力量一律进行大规模的“三光”作战。
1937年12月22日，冈部直三郎向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汇报了侵华日军控制华北地区的指导方针，指出，“当地日军要全面控制所占领的城市及铁路沿线全域”，“在华北地区要彻底‘讨伐’的是中共抗日游击队，要运用各种方法在华北地区进行‘防共思想’的宣传，目的是离间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的民众、‘土匪’和抗日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割断抗日游击队与当地民众抗日团体的联系，达到彻底‘消灭’的目的”。按照此方针指令，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军事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再次强调“武力讨伐的重点是共产党，特别是早日彻底粉碎共产党主义覆盖所构成的地区”。
1938年初，侵华日军相继占领了华北地区的主要城市，控制了铁路及其沿线的地区。大部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撤离，仅在山西省南部保留了一部分兵力，致使华北地区处于权力的“真空”地带。八路军分派第115师、第129师、第120师强力挺进五台山区、太行山区和晋西北地区，开辟了晋察冀、冀南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